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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側記

            毛澤東

            包惠僧

            陳潭秋

            劉仁靜

            張國燾

            董必武

            李達

            何叔衡

            鄧恩銘

            李漢俊

            尼克爾斯基

            馬林

            周佛海

            陳公博

            編者按:1921年的那個夏天,在我們這座城市的中心,在當時叫做法租界的一條小弄堂里,悄然走來一群年輕人,他們以迥異的地方口音,交流信仰,碰撞思想。他們也許不是先覺者,但他們絕對是先行者;他們也許并非個個才智過人,但他們在那個當下卻是理想飽滿,激情澎湃。當很多上海市民還過著他們庸常的生活時,一個政黨已在他們的身邊誕生,這個政黨將改變他們的城市、他們的祖國,乃至整個世界的格局。

            95年后的今天,我們重新回顧那一個歷史時刻,細節雖已模糊,但意義卻更為清晰。在中國共產黨誕生95周年前夕,本報“朝花·夕拾”專欄與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聯合推出“偉大的開端”特輯。今起隆重刊發首篇文章《樹德里的燈光》。

            如果政黨也有籍貫的話,中國共產黨的籍貫便是上海。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駐守達11余年之久。在這里,無數革命先驅和共產黨人刻下了奮斗的足跡,給這座城市留下了中國紅色基因發源地的光榮……

            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已召開過十八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在民主革命時期,分別在上海、廣州、武漢、莫斯科和延安等地召開了七次黨代會,其中,中共“一大”、“二大”和“四大”都在上海秘密召開。

            共產國際代表現身上海

            1921年夏季的上海,濡濕悶熱。租界的洋人們沉浸在異域財富帶來的快感與苦惱中,上海的小市民正在一如既往地終日勞作。沒有人注意到,那天下午,一位年近40歲、身材高大的外國人正踏步走下十六鋪碼頭的臺階。化名為安德萊森的這名外國人戴一副金絲邊框眼鏡,衣著考究,他搭乘的“阿奎利亞”號(Acquila)輪船經過一個半月的航行,途經新加坡來到上海。自3月份離開莫斯科后,他沿途游歷維也納、威尼斯,到達上海已是6月3日。他正是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代表——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在此前后,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也來到了上海。

            他們來不及欣賞這個城市的繁華景象,而是急切地要面見李達、李漢俊兩位中國人。李達、李漢俊,這兩位曾經留學日本并讀過大量社會主義文獻的年輕學者,此時已是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員。他們接待了陌生的外國來客。

            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的李大釗、武漢的董必武、濟南的王盡美、長沙的毛澤東、廣州的譚平山以及留日的施存統、留法的張申府等人已先后組建共產黨早期組織。如何將中國這些分散的小組發展成一個有影響力的政黨,馬林、尼克爾斯基與上海的這兩位成員商議,應當盡快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和宣告成立中國共產黨等事宜。于是,李達、李漢俊立即寫信,函告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讓每地速速選派兩名代表趕赴上海開會。

            “一大”代表在博文女校打地鋪

            1921年,法租界貝勒路、望志路(今黃陂南路、興業路)交叉口的樹德里,是一條典型的上海石庫門弄堂。樹德里內有前后兩排磚木結構的樓房,沿馬路一排五幢石庫門房屋,為望志路100號至108號(今興業路70號至78號),都是一上一下的單開間房屋,各有一個大門和天井。其中的106號和108號就是李漢俊二哥李書城的寓所。房子1920年夏秋之季才建成,建成不久就被李姓兄弟租下住了進來。外墻青紅磚交錯,中間鑲嵌著白色粉線;烏黑木門搭配一對銅環,莊嚴而典雅。兩幢石庫門內部打通,前門通常不開,日常出入的是108號后門,客廳設在106號。冒著極大風險,李漢俊將寓所的18平方米客廳布置成中共一大的秘密會所。

            樹德里不遠處的白爾路389號(后改名蒲柏路,今太倉路127號),有一座兩層磚木結構、內外兩進的石庫門建筑。這是當時私立博文女校的校址,也是中共一大9名代表的臨時住宿地。6月末到7月中旬的那個夏季,這群年輕人經歷了路上的舟車勞頓,陸續秘密地趕到這里。他們風塵仆仆,身著粗衣布衫,睡在了空教室的地鋪上,操著不同的南腔北調談論著來時路上的見聞。

            最年長的前清秀才何叔衡已經45歲了,他和28歲的毛澤東一道,于6月29日那個黑云蔽天的夜晚悄悄從長沙趕赴上海。為了保密,他倆甚至沒有告訴特來送別的好友謝覺哉此行的目的。當日,謝覺哉在日記里記下:“午后6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之招。”(這五個圓圈,謝覺哉后來解釋說是“共產主義者”,當時他怕泄露信息,故以圓圈代替。——筆者注)1952年,謝覺哉追憶了毛澤東和何叔衡離開長沙時的情景。他寫道:“一個夜晚……忽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赴上海,我頗感到他倆的行動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后來知道,這就是他倆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與會代表中,水族人鄧恩銘剛年滿20歲,還是山東省立一中的一名學生,他與王盡美一起作為山東代表比較早地來到這里。1921年春,王盡美即發起創建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是山東黨組織最早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他于1925年因積勞成疾而辭世,成為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為革命獻身的志士。

            “五四運動”中以組織學生運動出名的張國燾24歲,為了籌備這次會議,提前由北京南下上海。他來到博文女校,環顧同仁們,有一位湖南年輕人走進了他的視線,在《我的回憶》中,他描述對這位湖南人的初次印象,“毛澤東身著長布衫,脫不了湖南的土氣,是一位較活躍的白面書生。他健談好辯,與人閑談常設計陷阱,讓對方不留神而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他不會想到,十幾年后他們的政治人生會發生怎樣的激烈摩擦。

            董必武與陳潭秋作為武漢代表秘密趕赴這里。在同仁眼里,董必武為人淳樸,蓄著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個老學究,在談吐中才表現出革命家的倔強風格。28年后,董必武和毛澤東一起,成為這群年輕人中參加開國大典的兩位中共領導人。周佛海是唯一從日本鹿兒島趕回來的“一大”代表,他身上的湖南土氣早已消失殆盡,言行風流瀟灑,倒像個老上海了。包惠僧是一位初出茅廬的新聞記者,他受陳獨秀派遣出席了大會,多年后學者們還在為他的代表權問題而爭論。

            與住在博文女校的這9名代表相比,有一個人的裝束卻極為時髦入流,他西裝革履,打著領帶,花錢也十分闊綽。這位名叫陳公博的廣州代表,偕妻子住在繁華的南京路大東旅社,仿佛此行不是來開會的,倒更像是兩人的蜜月旅游。

            “南陳北李”事務纏身無緣赴會

            這是一次表面看來毫不起眼的會議。與這次會議失之交臂的李大釗和陳獨秀或許沒有預測到,這次會議被后來的歷史賦予了多么重要的意義。當時這兩位享有極高聲譽的知識分子領袖,后來被并稱為“南陳北李”。兩人在1920年2月前往天津的途中就暢談過建黨的方針策略,留下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對于這次大會,陳獨秀因剛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不久,事務繁忙,無暇赴會,于是委派陳公博代表廣東共產黨早期組織、包惠僧為私人代表去了上海。儒雅溫和的李大釗時任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校務格外繁忙,而且,還要全力領導已持續幾個月反對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經費的“索薪斗爭”,實在分身乏術。當然,陳獨秀、李大釗雖然沒有出席中共一大,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兩人在中共創建史上主要創始人的歷史地位。

            1921年7月23日晚,樹德里的李公館一樓客廳內,一個大方形餐桌,十幾把圓形椅凳。15名年輕人齊聚于會議桌旁。其中的13名代表是接到上海的書信秘密趕赴這里開會的,他們是7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代表。兩位高鼻梁的共產國際代表端坐桌旁,他們當年也許預料不到,他們參與的這次會議在中國歷史上竟留下了如此濃墨重彩的一筆。對于這群年輕人以后崢嶸的人生歲月來說,這次會議或許只是歷次有驚無險經歷中的一次,以致多年后,他們中竟無人能確切回憶出這次大會的具體日期。

            “李公館”里討論黨綱和決議

            那是一個讓人慵懶欲睡的夏夜,“李公館”內秘密聚集的13名中共代表和2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卻目光銳利,激情澎湃。由于“南陳北李”的缺席,大家推舉學生運動的領袖張國燾為大會主席,年輕的毛澤東與周佛海擔任記錄員。大會上,馬林分析世界形勢,介紹第三國際的活動概況,說明中共成立的重要性等,滔滔不絕,竟講到了深夜。馬林體格強健,說起話來往往表現出他那議員型的雄辯家的天才。他堅持自己主張的那股倔強勁,好像要與反對者決斗。毫無疑問,這些特質深深震撼了這群青年人。十幾年后,毛澤東還記憶猶新,說馬林“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也回憶:馬林對馬克思列寧的學說有精深的素養,聲若洪鐘,口若懸河,有縱橫捭闔的辯才。

            第一天,張國燾介紹了大會籌備經過,提出必須制定綱領和實際工作計劃。24日第二次會議,各地代表報告工作情況,交流工作經驗。25日、26日休會兩天,由張國燾、李達、董必武起草供會議討論的黨綱。黨綱與政綱是最難于擬訂的,但大家一致認為非有這一文件不可。張國燾等人匯集陳獨秀和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見,先行擬出兩個草案,再交由李漢俊、劉仁靜、周佛海等共同審查。

            27日至29日的三天會議,在討論共產黨的基本任務和原則時,與會代表產生了激烈爭論。由于代表們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對馬克思主義認識和理解的不同,他們對待孫中山政府的態度、能否在現政府就職、當前共產黨人主要目標是著重做學問研究還是積極從事工人運動等問題,均展開充分的論辯。最后,大家歸納出一致意見:中國共產黨應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則,著重理論研究和實際的工人運動,擴大共產黨的組織與影響。

            30日晚,大會開到第六次會議時,會場突然闖進一名法租界巡捕,馬林不愧是一位革命經驗豐富的地下工作者,他立刻讓與會代表轉移。代表們離開不過一刻鐘,法租界巡捕房開了兩輛卡車,載華探、法探及翻譯等9名撲進會場。李漢俊與有意留下來的陳公博慎重周旋,化解了這次危機。“李公館”是不能再開會了,經李達的夫人王會悟牽線,代表們約定轉移到距上海約100公里的浙江嘉興繼續開會。那天清晨,代表們乘上了上海開往嘉興的火車,幾個小時后,嘉興南湖上聚集了這批革命者的身影。兩位共產國際代表擔心自己的“老外”面孔會暴露目標,沒有隨行;陳公博因半夜大東旅社發生的情殺案而懼怕至極,借故到杭州游玩,沒有參加南湖會議。

            浩渺湖波中,南湖的一艘畫舫上,代表們召開了最后一次會議。推舉陳獨秀、李達、張國燾三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任中央局書記,盡管此時他仍在廣州。1921年9月,陳獨秀正式辭去公職,回到上海專任共產黨書記一職。大會通過了黨的綱領和關于工作任務的決議,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

            自覺擔當起改變中國的使命

            在歷史上留下懸疑的不僅有這次會議時間的始末、代表權的爭論,還有此次會議產生的兩份重要文件以及至今未見影蹤的“宣言”。

            經過代表們激烈爭論后制定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確立了共產黨的綱領及奮斗目標。令人惋惜的是,這兩份珍貴文件的原件并沒有保存下來,現存于世的有前蘇聯的俄文版和陳公博的英文版。

            陳公博后脫黨,1923年2月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1924年完成了 《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碩士論文,在其論文附錄中收入了中共“一大”的綱領和決議案這兩份文件,后來隨著學術交流傳到中國,這是英文版“一大”黨綱的由來。俄文版是1957年蘇共中央移交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檔案,其中第九卷中有中共“一大”的這兩份文件,現保存于中央檔案館。這兩個版本的具體內容完全相同,只是在個別文字上略有差別。研讀這份黨綱,你會驚訝地發現,它與《美國共產黨黨綱》和《美國共產黨宣言》內容有些相似,可見剛組建的中國共產黨參考了曾經發表在《新青年》上的美國統一共產黨的章程和綱領。

            至于中共“一大”上是否產生了《中國共產黨宣言》,不少與會代表回憶中都肯定會議討論過宣言,并因對南北政府的觀點分歧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據陳公博的說法,會議最后決定由他把“宣言”帶到廣州,交由當選為中央局書記的陳獨秀來決定是否發表。由于陳公博在陳獨秀那里力陳“宣言”內容偏激終“決定不發”,致使這份手稿未能發表。

            當年,參會13名代表的平均年齡尚未超過28歲,如初日般朝氣磅礴,意志風發,其領袖陳獨秀、李大釗亦只有42歲和32歲。他們中具有大學學歷的就有李達、李漢俊等7人,中師學歷的有毛澤東等4人,高師學歷的陳潭秋1人和中學學歷的鄧恩銘1人。在歷史的滾滾車輪中,他們辨別著時代前進的方向,在理想的追求與現實的復雜中選擇后來的道路,這其中有奮斗目標始終如一的毛澤東、董必武、王盡美、何叔衡、鄧恩銘、陳潭秋共6人,有離開黨組織后為黨作出有益貢獻的李達、李漢俊、劉仁靜、包惠僧4人,也有脫黨淪落為后人所不齒的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3人。而這次會議的開幕時間,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經學者多方考證,方才將其定格在1921年7月23日。至于閉幕時間,仍存在幾種說法,尚未能最終確定。

            1921年的中國并不太平。僅史書明確記載的地震就達10次,水災、旱災、火災及鼠疫此起彼伏;國內軍閥混戰,匪盜和兵亂蜂起。中共一大,這個后來被稱為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的開天辟地大會,當時在社會上卻沒有引起任何注意。然而,一個新的革命火種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國大地上點燃了。

            從歷史的眼光看,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肇始,就確立了鮮明的旗幟,規定了革命前進的方向。一個共產主義的巨影開始在中國躑躅著,反射出這個巨影的中堅力量,充滿著勇往直前和專心致志的革命精神。

            “作始也簡,將畢也鉅。”創業維艱并不能阻擋共產黨人前進的步伐。樹德里的燈光從窗欞門縫中透出,照亮了中國共產黨前行的征途,引導著中國共產黨在波瀾壯闊的革命洪流中乘風破浪,抒寫了從建黨到執政的輝煌篇章,構筑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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